身为中国改开后第一批高考大学生，1962年出生的老叔，自从读大学那天起，他就一直怀揣一个梦想——寻找到萧芬芳。
1975年，我家发生了很大变故，奶奶不幸过早离世，爷爷被定为“投机倒把”犯锒铛入狱，我老太爷当时急火攻心猝发脑梗——经数月调理，虽保住性命但已半瘫在炕上，带领我父亲、大姑、老姑和我老叔四个孩子，艰难而困苦地继续维持一家生计。
我老家坐落于T市皇亲镇靳沽坨——那是一座很美很有故事的千年古渡边的村落，当时我父亲年龄最大，19岁，虽已是个剽悍的大小伙子，但在当地未结婚即依然会被人们看成孩子。我老叔年龄最小，仅13岁，一家中，也只有老叔依旧保持着学生身份，其他人则都已成为生产队社员。本来，家庭突发变故后，老叔也曾N多次向大哥，即我父亲提出，也要回村队务农，但因其太过聪明异秉，我父亲坚决不同意。
其实，我老叔的命运转折绝非在于我父亲那份“如果放弃实在惋惜”的坚持，完全是老叔读初二时，巧遇了知遇与指路恩人萧芬芳。稍加思索便知，在那个读高中上大学完全是由村里推荐的年代，像我们这种家庭背景的孩子，哪会有那样的机会呐。
1975年初上初中那段，几乎所有认识我老叔的人都歧视他，也包括个别老师，这怪不得别人。直至1976暑假后读初二，班内来了位临时数学代课老师萧芬芳，情况才突然发生了转机。事实上，那段岁月老叔骨子里的自卑和自负常常是交替的，他个子最矮小，衣衫褴褛且极不合体，时常成为同学们戏谑的笑柄，家庭背景更令他们鄙夷。但是老叔天资聪颖，聪颖到用萧芬芳的话说简直就是个神童。老叔当然晓得萧芬芳是夸大其词或根本不了解他了。老叔自己很清楚，她所看到的我老叔根本不用听老师讲也不用做作业就什么都会，那只是个表象，实际上老叔常常利用闲暇碎片，早已把初中各科统统研读完了。这倒不是老叔怀揣着某种先见之明，纯粹是个性使然，老叔本就这样，不管做什么，都一定尽最大能力提前努力做好。
老叔很快成为萧芬芳的“俘虏”，她的音容笑貌老叔无不喜欢。她是个北京知青，纯净的北京腔，她抛弃了本属那个年代的两条特色长辫，取而代之的是只比男孩子稍长那么一点点个性飘逸的短发。老叔对她的钦敬不仅仅局限于她别致的外观，更主要的是萧芬芳一点都不歧视老叔，在课堂上，可以说老叔对她的眼神已经到了渴求的地步。
萧芬芳几乎每天都在黑板上出一道教科书以外的题，有时甚至是他们当时根本还没有学到的知识点，题目自然新颖且颇具难度，她似乎是有意针对我老叔，老叔能感受到那种心照不宣的挑战，她的视线会履行义务般在所有低下去的头颅上轻描淡写走一圈，然后便激将似地停留在唯一扬起的我老叔的面庞。老叔从来不举手，不做声，就和她凝固般对视，享受她的眼神，老叔知道，那段岁月老叔的全部自信都是来自那双涵义多重的眼神，里面飘忽着鼓励、质疑、惊异、欣喜和赏识……老叔同样享受她对他的称呼——“山子”，在我们这儿，不呼其名，而是在其名字最末一个字后面加个“子”，是一种表达非常喜爱的昵称，她是我老叔人生中仅有的一个喊他“山子”的外人。当然，初始，萧芬芳也不叫老叔“山子”的，老叔不记得具体是第几次令她感到惊异之后，“山子”便不经意地从她那两片特别的双唇间猛然蹦了出来。对了，说她双唇特别，其实就是如今的性感，因为那双无比饱满的极类似辛芷蕾的“香肠嘴唇”比她个性飘逸的短发留给老叔的印象还要深刻。
在靳沽坨差不多一千五百多口人眼里，有一种相当夸张的看法，老叔在娘胎里就拥有了一种特异功能，就是关于数字老叔总有着鬼神一般的感知，尤其是8位数以下的加减乘除运算。早在小学三年级老叔刚刚学完珠算以后，村里曾在学校举办过一场珠算有奖大赛，无论男女老幼均可报名参加，当时包括大队和各生产小队的会计大约有近百人进行角逐。
那次大赛村民之所以如此踊跃，可谓趋之若鹜，搞得名噪一时，完全是作为冠军的奖品太过诱人，适时，大队刚刚建立起一个作为村副业的铝制品加工厂，冠军则是这铝厂财务管理的不二人选，至于待遇，除了能拿到所在生产队的全年工分，每月还要外加8元钱的工资。但那次大赛，最后简直成了我老叔的个人表演秀。那一年我太奶奶还在世，老叔穿着我太奶才为我爷爷缝制好的崭新的羊皮袄，别人都摆好自己最擅长的姿势全力以赴，只有老叔闷着头，将双手插在肥大的袖口里，每每在听完校长刚报得一串数字，其他参赛者的算盘珠子还在噼啪作响的时候，老叔便直接在算盘上打出结果。
第一阶段比的是正确，十次，只要你错上一次就会被出局。第二阶段比正确加速度，还剩下十几个人了，老叔干脆不碰算盘了，只要校长“完毕”二字一出，老叔立刻就报出正确结论。老叔的行为无疑震惊了全场，大队组织者们开始纷纷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报数的校长，校长也跟着瞠目，并一次次委屈地摊开双手，频频解释，“没有，真的没有作弊，我和他家非亲非故的，我帮那孩子做什么？他家能给我什么好处吗？”组织者们只好现场临时再编10组数，而且为了能真正辨得真伪，每一组数，由不同评判人分别添加构成，这次是大队书记亲自念，可能是刻意为难老叔，他语速超常快，听力不好的人，感觉只听清了每一组数后的“完毕”二字。老叔面无表情，默立在黑板前，双手仍旧揣进衣袖，但随着10个“完毕”的结束，老叔已把10个结果工整地书写在黑板上。接下来，是村中公认的算盘高手们开始一组组核对，待校长读出核查人最后一组结果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张张洞开的嘴巴，都久久不能合拢。万分匪夷所思下，人们惊愕的视线都禁不住转向了书记，怎么着也是一场非常正规的赛事，而且整个流程……不知那孩子没用算盘，算不算瑕疵？人们等待着书记的最终定论，其实人们更惦念的是那个诱人的奖品究竟花落谁家，眼见着书记和其他村干部做了一番简短的交头接耳，接着他轻咳两声正襟危坐，“同志们，首先我代表靳沽坨的村干部们，对本次大赛的公平公正圆满成功，表示祝贺！现在，我对咱们这次比赛的《提前说明》稍做修改，就是对于学生参赛，我们鼓励所有人参与，也承认并记录他们的成绩，只要他们的成绩真实而非旁门左道。但兑现冠军这样的奖品，如果是学生，为了不耽搁他们的学业和锦绣前程，我们必须要等到他们成人步入社会后，我们在这里向村民们郑重承诺，我们村永远会把那些最光荣的岗位留给那些最优秀、最适合它们的人。”
那次比赛使老叔名声大噪，但基本都认同我老叔属于异类，老叔拥有特异功能，只是他们看不见的老叔头上顶着的“异物”在随时帮老叔作祟。某一天，萧芬芳不知从何处获悉了我老叔这个左道旁门的“特异功能”，她在一次数学自习课上亲验此事，尽管班中有个别同学早就了解，但亲眼得见我老叔神鬼莫测般的对答如流，还是不免被惊得咋舌不断，有同学忽然站起来大声告诉萧芬芳，“老师，您千万别信他，那不是他算的，他们村都知道，他脑袋上顶着黄仙呐……”其实类似这个同学的话，我老叔两年前就已经见怪不怪了，老叔奇怪的是萧芬芳，面对如此神技，他还从来没遇到过丝毫不动声色的，她怎么会完全无动于衷呢？后来萧芬芳把我老叔带出了教室，她带着他往南走，径直走到几架双杠间，她回头望了望，待确信教室的同学再不可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她将两臂平举着搭在一根双杠上，“山子，你老实回答我，如果我考你加减乘除以外的其他运算，比如说开方，或者函数对数什么的，你还能对答如流吗？”老叔不知道萧芬芳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他有些错愕，但老叔最终冲她诚实地摇摇头。
萧老师最后把声音压得很低，近乎于耳语，“山子，嗯——那——你可不可以把你跟谁学的‘袖里吞金’说给我听呢？”老叔当时简直吓掉了下巴，要么她心如止水，却原来她早就知晓这门绝技……
1976年的冬天，受同年唐山大地震影响，我家乡偶尔还会有小余震发生，老叔他们上课要在操场上临时搭建的低矮简陋的防震教室，也包括老师们的办公室，原本大约六排红砖蓝瓦的校舍虽早已修葺完毕，但为了安全，是不允许学生们随意踏足的。
某个周一的上午，老叔沿着校园西侧围墙边，几乎是一路小跑，奔向南部的操场。忽然一连串奇怪的声音从围墙内飘出来——“Today is Monday, November the twenty-ninth, nineteen seventy-six. The weather is very sunny and there is no wind…”这声音不知表达的是什么，但仿佛是一声喝令，迫得老叔陡地停住脚步。那声音还在持续，老叔侧耳细听，没错没错，是萧老师，绝对是，内容虽不明白，但那熟悉的京腔他焉能分辨不出？
可萧老师为什么会在这？这儿已经是第五六排校舍之间了。墙里出奇的宁静，不像有其他人存在，更像是自言自语。但是……但是周一的前两节不是她的数学课么。老叔望了一眼天空的太阳，以老叔平素对时间的准确感觉，此刻大概是第一节10分钟左右，现在她更应该在教室才对。老叔用力向上一蹿，双手勾住围墙上沿，在墙头上慢慢探出脑袋，噢，果然是她。萧老师正一面发着她奇怪的语音，一面朝老叔这边缓缓踱步，她已经快接近墙根儿了，那两片特别双唇的轮廓已分明可辨。老叔正欲悄悄缩回头，她这时突然发现了他。四目相碰，老叔由愕然转为畏缩，她却由惊讶转为狂喜。
“山子弟弟！山子弟弟真的是你吗？”萧芬芳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称呼我老叔为弟弟的。
萧芬芳不辞而别是1977年春天的事，她离开了皇亲中学，离开了她所插队的皇亲镇公社，这令老叔感到非常突兀和诧异。失魂落魄之时，老叔常常伤感得禁不住暗暗责怪她，怎么着也该给他留下个只言片语吧，比方说是去北京了？还是去了江西？准备去多久？还回不回来？
那几天老叔的数学一直都是由和萧芬芳打同轨的其他老师代上。忽然间缺少了她对他的“挑战”环节，老叔倍觉索然无味，关键是代课老师照本宣科的内容，对老叔而言简直太过小儿科。一天两天三天……从周一到周五，终日寻不见萧芬芳的影子，老叔恍惚迷失了所有，整个心都彷徨得无处安放。这一天，实在忍无可忍之下，老叔干脆没去临时教室，而是径直找到了班主任语文老师。那个长着黄倭瓜一样胖脸的矬女人，她一见到我老叔，两坨肉眼泡间立刻隆起一个大疙瘩，“咦？怎么是你？你叫……靳……靳什么来着？你怎么不上课呀？”“我……我……老师——”“噢，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退学了？嗯，随便了，无所谓了，反正你也上不了高中，你家的情况我清楚，退学更好，在这耗着，还不如尽早儿去生产队耪地，免得当街再多几个小叫花子。”老叔强忍着不发作，悻悻地，“老师，我来是想问问，萧老师干什么去了，她什么时候回来。”
语文老师不屑地剜老叔一眼。
“嘁，你想那个神经病了？看来你们还真有点同病相怜，呵呵，别人说我还不信呐，说她怎么稀罕你，宠着你，原来都是真的，可你知道不？她爸比你爸还惨呐，是个老右派，都被发配到他们原籍老家江西了，在五七干校劳改。至于她个人，整天神叨叨的，老是把要恢复高考了挂在嘴上，还说要考什么北京外交学院，将来去外交部工作，就选她能？她会的多？动不动就嘟囔她的什么狗屁英语，成天在办公室里不分时间瞎念，像给死人诵经，都烦死其他老师了，不就是个北京知青么，有什么了不起？早就该滚蛋。”
老叔当时逃离了学校。
老叔当天寻到了皇亲镇。
皇亲镇的主街叫总督府大街，青石板铺就，老叔对这条街再熟悉不过了，从5岁开始，老叔就跟着我爷爷，在这条街上叫卖自家自留地所产的各种蔬菜，后来随着家里开支增多，爷爷不再局限于自家所产，而是趸来更多，也籍此经常不参加生产队劳动，而我家的生活又明显好于他家，于是便招来妇女队长妒恨，被她抓个现行，以倒买倒卖投机倒把罪将我爷爷送进了监狱。老叔记得知青点的位置大概在老猫胡同，因此，来到老猫胡同外，老叔就像小时候那样，对着深幽的胡同忽然来上一嗓子，“韭菜——卖韭菜喽——”知青院曾是他们父子固定的大客户，那时候，只要老叔这么一吆喝，肯定会有知青闻声赶出来。
果然，一个和萧芬芳年龄相仿的姐姐一阵风似地出现在胡同口。她停在那里，扫视空荡荡的大街，目光聚焦到老叔的身上，眼神一下子由失望转为喜悦，“小朋友，是你要卖韭菜吗？你的韭菜呢？”“对不起，姐姐，是我喊的卖韭菜，但是，我没有韭菜，姐姐，您不会怪我吧？我向您打听一个人，您是知青，您认识萧芬芳萧老师吗？”那个姐姐走到近前，上上下下对老叔一番打量，最后说：“嗯，嗯，不错，不错，这小屁孩的确挺机灵，如果我猜得不错，你一定是芬芳嘴里常念叨的那个山子弟弟吧？”
老叔一阵心花怒放，“是是，姐姐，我就是山子，您快告诉我，萧老师干什么去了？她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位姐姐告诉他，说萧芬芳叮嘱，有个叫山子的弟弟一定会来知青点找她，她要她替她说声抱歉，她周日就匆匆走了，去了江西老家，因为她父亲萧教授突然患上重病。那位姐姐还告诉他，说如果萧芬芳不再回来，她就一定会给他写信……
老叔重新振作是大约月余后，他果真收到了一封来自江西萧芬芳的信，而且还有一全套的高中教材，籍此老叔虽未读过高中，但正是在那封信的引导下，通过此后近一年的刻苦自学，才在1977的首批高考中走进的北京传媒大学，亦从此老叔便开始了寻找指路恩人萧芬芳……
老叔的寻人路可谓命运多方弄人。首先，老叔在拿到萧芬芳那封信和那套教材时，他就非常迫切地想回一封感激信，但极其无奈，萧芬芳的来信地址只写了江西两字，江西那么大，因而老叔只能望着眼前地理课本上的江西版图和已经装好的信件，拿着钢笔呆呆地哀叹。接下来，就是老叔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老叔想起了皇亲镇的知青点以及那位不知名的姐姐，老叔几乎是一路不停地长跑赶到的老猫胡同，然而很不幸，那位姐姐早已返城。而不幸之中也有万幸，老叔从那里获悉，萧芬芳父亲在回江西某五七干校劳改前，是北京民族大学的教授，这便又给了老叔无限的希望。
老叔去北京后的第一个周末休息日就尝试着去了民族大学，可所获甚微，民族大学也的确曾有一个原籍江西的姓萧的教授，可此人在随着被定为右派后已被校方除名，校方对该人后事一概缄口。
第二个周末休息日老叔回忆起了初中那个语文老师，即那个又胖又矬女人的话，“……还说要考什么北京外交学院……”。但外交学院的新生名单里根本没有萧芬芳。此后的一年、两年……老叔每逢大学有新生入学，他便前往一趟外交学院。老叔的寻人路最终有所突破，已是他大学毕业在北京参加工作后，随着一批批右派被平反昭雪，老叔终于有一天在民族大学见到了萧芬芳父亲，亦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如今，老叔便始终追寻着自己指路恩人的每一步足迹。却原来，萧芬芳也的确于1977年首批高考得尝梦圆，但萧芬芳的报考名字已经在那时就改成了“萧卓”，外交学院的新生名单中当然不会有萧芬芳的名字了。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往，老叔对萧卓（萧芬芳）的足迹虽一直深谙，但作为中国驻外工作者，老叔一直无法见到恩人萧卓，当时间来到2023年伊始，老叔退休了，得知萧卓也终于结束了曾履职多国中国驻外工作身份，定居于南昌。老叔再也无法安奈自己的激动情怀，立刻整装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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