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无用

查出宫颈癌那天，外婆开始写自传。因为不会打字，帮她把手稿录入电脑的我，就成了第一个读者。

那年我刚拿了市里的一个作文奖，颇有些年少轻狂在身上。每每遇到不够优美的词句，总是试图指点一二。譬如她写外公追她的过程是“早请示晚汇报”，写他们打算结婚时“形势一片大好”，又写婚后外公把外婆的话视作“最高指示”。

对于从小读着“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长大的我，写爱情却不写春风秋月，不用重章叠句的比喻把文字玩出花，实在是枯燥无味。

外婆被我念叨烦了，索性自己学起拼音和电脑。虽然艰难地学会了，但外婆用她的一指禅功夫打字极慢，往往是一个小时就写好的手稿，要花两个小时才能录完。某次化疗间隙回家休养，我见外婆又龟爬一般摆弄着键盘，忍不住亲自代劳。哪知我还没开口，仅仅是靠近她的电脑，外婆就一把挡住不让我看。

当时的我以为外婆是不满我指点她的文笔，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外婆是无法容忍任何人指点她的爱情。

外公和外婆的爱情始于俄语。

外婆一生学了很多无用的东西，俄语算是掌握最深的。可饶是少时学以傍身的技能，到外婆老时，也只剩下用小舌音模仿汽车喇叭逗小孩的功用了。如果没有遇见外公，或许连这点功用也不会存在。也许老天爷在冥冥之中安排外婆学俄语，就是为了让她遇见外公吧。

时间回到1959年，松基三井喷出第一股工业油，大庆油田正式进入开采。两年以后，我的外公退伍转业成为第一批援建大庆的军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聚在大庆，这个几百年前供蒙人游猎的小村落独立成区，政府计划在此地兴建学校、医院，甚至百货商店。这里终于不再是一个钻机比人多的荒原。除了一同奋斗在油田的战友，街上开始出现许多年轻的新鲜面孔。

我的外婆就是其中之一。那是1964年，“工业学大庆”的口号热火朝天，大庆成了比北京上海更令年轻人神往的城市。师专毕业后，外婆从河南启程，投奔在大庆工作的舅爷，在中学里当了一名俄语老师。舅爷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漂在大庆那些年没少举行同乡聚会。就是在这样的聚会上，同为河南老乡的外公第一次见到了外婆。

那年腊八，舅爷大宴宾客，酒过三巡，战友里有人开始演奏手风琴，大家便跟着音乐唱苏联歌曲。唱到《喀秋莎》时，屋里几个精壮小伙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外婆这个唯一的年轻女客身上。外婆在自传里写道：那些男人个个都像饿狼见了肉，可我倒要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狼。

她让战友重新伴奏，站起身用纯正的俄语独唱了一曲《喀秋莎》。那些年苏联还是欧亚的老大哥，一个人若是精通俄语，就好像多了个无所不能的靠山，于别人眼中总多出几分昂首挺胸的气势。果然，外婆唱完歌以后，那些男人目光里的轻佻，一下就变得恭敬了。

外公就是在这个时候赶来的。和往常一样，腊八那日外公依然是单位中最晚离开的那个。他在门外听完外婆的独唱，随人群一起为外婆鼓掌，然后脱下棉帽悄悄进屋。

在外婆和妈妈的叙述中，外公的工作总是很忙。起初外婆把这视作优点，觉得外公知上进、有责任心。后来在一起过日子，这优点又成了缺点。再后来外公匆匆离世，优点也好，缺点也罢，都成了深埋心底的遗憾。

总之，年轻时的外公靠着求知若渴的诚意打动了外婆。经过舅爷介绍，外婆正式成为外公的俄语老师。我想，在外公心里，俄语除了曾是谋一门好前程的语言，还是外婆身上鲜艳明媚的布拉吉，是大庆郊外微醺的晚风，是一切未知的浪漫与温柔的梦。他想让这个梦持续得久一点，于是向外婆求了婚。外公承诺，婚后有机会一定带外婆去苏联看看。

也是时运不济，婚后不久，就遇上中苏关系交恶，关于苏联的蜜月旅行成了泡影。等中苏关系缓和的时候，外婆已经怀上了我的舅舅。舅舅的到来不仅让外婆的蜜月旅行泡汤了，还搞砸了她的工作。

她怀孕生子的那段时间，新一批的中学生已经开始改学英语，俄语老师被无情淘汰。虽然那时候外公已经平步青云当了文化部门的高官，但他拒绝为外婆活动关系，或者说，他觉得外婆在家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女人就可以了，没必要再去学校抛头露面。

事业心极强的外婆找到学校的老领导，苦苦哀求之下，得到了一个后勤部门的工作。外婆觉得只要留在学校，等她学好了英语，还是有机会为人师长的。即便是当下从手握粉笔的人，成为送粉笔的人，但她总觉得这是一时的。直到她又怀上了我的妈妈。

外公是顾不上家庭的，我妈妈出生的时候，他又升了官，调到了教育部门。对于两个孩子的诞生，外公是很高兴的，他觉得自己儿女双全官运亨通，虽然因此牺牲掉了外婆的职业生涯，但他觉得那是值得的。

然而在外婆看来，两个孩子的诞生让她彻底从原来的行业里消失了，她赖以生存的技能无法帮她赚钱了，她粉笔字写得再好也没用了，她失业了。虽然有人会说家庭主妇也是很伟大的工作，可是外婆不甘心。尽管丈夫步步高升，完全可以养活她和孩子，可是她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在学习新的外语时，她觉得自己像是被时代抛弃了，但这种感觉又无法跟任何人说。甚至是没有时间说。

说产后抑郁也许有些矫情，更多的是疲惫。舅舅小时候总是在夜里无端啼哭，好不容易耗尽了耐心哄睡了舅舅，妈妈又开始高烧不退。东北的冬天非常冷，在无数次往返于家和医院之后，妈妈的扁桃体被切除了。后来又因为过度注射抗生素，导致妈妈的左耳听力产生了不可逆的损伤。

外公把孩子的生病归咎在外婆的照顾不周上，在大吵一架后，外公从乡下找了个年轻的保姆。在外公看来，保姆勤快听话，比外婆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好相处得多。但是在外婆看来，保姆的存在，是外公对自己的羞辱。

保姆的到来非但没有让家庭关系得到缓解，还加重了外婆的焦虑，外婆觉得自己不但在职业生涯上输给了外公，现在连一个保姆都不如了。

如今都提倡大女主、独立女性，外婆这种心态上的转变现代人多有共鸣，但是在四十年前，外婆这种消极的情绪只能被家人解读为难以忍受的恶劣品行。舅舅和妈妈稍微懂事一点后，就开始想方设法地避开喜怒无常的外婆，外公也越来越频繁地晚归。

可平时还能躲一躲，过年的时候，家人总是要团聚的，而北方的过年团聚，总是离不开包饺子。揉面剁馅包圆下锅煮，看似简单的流程，外婆总是做不好。外公每次都要抱怨说皮太软了不够筋道，馅又调得不香。舅舅和妈妈也总是吃一两个就剩下了。这种家人的伤害带给外婆巨大的委屈感，到了暮年，她还不忘在自传里写上——我这一生学会很多东西，却唯独学不会做饭。

当然，外婆说自己不会做饭是有些夸张的，她只是做得不好而已。作为一个在东北生活了半辈子的河南人，包饺子和烙饼这两大面食技能外婆都不会，她做的饺子难吃也就算了，让她烙饼，她弄出来经常是夹生的。

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外婆是那样冰雪聪明的一个人，连词性变化多达上百种的俄语都能学得有模有样，区区一小块面团，又怎能难得住她？

或许她根本不是学不会，而是从来就不想学。好像只要自己学会了包饺子和烙饼，就等于承认了自己作为女人只能服务于家庭的宿命。

我猜测外公晚年大概也想到这层，所以临近退休那几年，突然变得顾家起来。他不再苛责外婆的厨艺，甚至主动给她买来许多俄文小说。但外婆觉得，她的一生已经被荒废掉了，那些俄文小说直到我长大以后，还是从未被人翻阅过的模样。

外公在六十岁的时候查出肝癌，三个月不到就与世长辞。外公刚一去世，外婆就决定离开大庆。遥想三十年前，外婆受时代感召，怀着一腔热血来到全然陌生的城市，希望自己能够学以致用。三十年后，她觉得这个城市不需要她了，或者说，这个城市早就不需要她了。她迟迟没有离开，只是为了服务家庭，服务自己的男人。现在男人离开了，她也算是解脱了。不管是对于大庆的爱，还是对于外公的爱，外婆觉得她都做到了一个女人能够做到的极致。剩下的人生，她想为自己而活。

外婆用外公留下的钱在洛阳龙门石窟旁的万寿山上选下两块墓地，一块葬下外公，一块留给自己。

刚回洛阳的那两年，外婆过得放纵又迷离。她抽烟、喝酒，把头发染成红色，靠着外公留下的大笔遗产四处旅游，甚至还相过几次亲，留下几张和陌生老头的合照。她拼命地折腾自己，试图从这凌乱的生活里抓住点什么。

她自由了，却也老了。

那些和外婆约会的老头，也没一个真正打动过她的心。或许她还是无法释怀自己的学以无用。年轻时，她可以把一切怪罪到丈夫和孩子身上。可是如今斯人已逝，佳人已老，爱与恨都归于尘土，除了疯狂一把，她还能做些什么呢。

只是这疯狂没能持续太久，就迎来了1998年的大下岗。历史滚滚向前，却又循环往复，和1968年的外婆一样，三十年后，我的爸妈也陷入了学以无用的困境。他们毕业于名牌大学，就职于全国顶尖的机械厂，年纪轻轻就在洛阳取得干部编制，在他们以为前途会一片光明的时候，厂里发不出基本工资了。

也许是旁观者清，面对儿女的困境，外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静和果敢。她告诉妈妈，如果在一座城市里看不到希望，就果断离开，去机会更多的地方。有了外婆的支持和鼓励，我的爸妈才敢下定决心离开洛阳奔赴上海，而和我爸妈同时期下岗的人，有很多至今仍在洛阳。

后来的故事柳暗花明，受外婆的指点，我的爸妈分别在德企和台企找到了新的工作，吃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红利。外婆也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在上海四处购房，通过房产的升值，她间接把外公留给她的资产翻了许多倍，彻底实现了财富自由。

多年以后，当外婆走进我的生命中时，已经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了。从她脸上，你看不出有什么不甘，虽然她和生活中常见的老太太都不一样。

如果一定要从她身上找出一点和她自传中相符的气质的话，那就是她对学习的热爱。她似乎要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学无限多的东西。哪怕是诸如串珠、口琴、丝网花这些在我看来没什么用的东西，她也学得津津有味。

记得小时候每逢周末，我和妈妈都要陪外婆去上海书城选购最新的手工书或光碟，然后再去城隍庙的小商品市场批发回一堆花花绿绿的珠子或丝网。外婆的双手好像一片肥沃的土地，把那些粗陋的材料撒下去，这双手上便会长出栩栩如生的牡丹、百合、芍药，或是闪闪发光的纸巾盒和口金包。很快，家中就溢满了外婆五彩缤纷的手艺。

随着外婆技艺的日渐精进和家中储物空间的逐步紧张，外婆批准我和妈妈拿一些她的早期作品去送人。恰逢学校义卖，我便拿去二十朵丝网花，本想着要是卖不掉就送人，结果不到半小时竟全卖完了。一朵丝网花五元，二十朵就是一百元，半个小时挣一百元，一个小时就能挣两百元，要是我卖上八个小时……那我岂不是成了全天下最富有的小学生！

我把自己天才的想法告诉外婆，却换来外婆的捧腹大笑，她奚落我：“小祖宗，就算你卖得了，我也做不了那么多啊！”说完便向我展示起她的工具：三把不同作用的钳子，一沓扭花瓣的塑料套筒，粗细不一的铁丝和缠铁丝的彩色胶布，还有按颜色捆好的尼龙丝网。不仅工具众多，制作丝网花的过程也相当复杂，有时甚至会被铁丝戳破手指。

原来美的诞生需要历经那么多烦琐，甚至疼痛。望着外婆苍老的手，想象着那双手所受的磨难，我忍不住问道：“既然做丝网花那么疼，外婆为什么还要做呢？”

“因为外婆喜欢做花呀。”她张开十指，笑容里带些炫耀，“而且手上长了茧子以后就不觉得疼了。”

“那这些丝网花有什么用呢？”

此话一出，外婆的笑容瞬间消失。她停顿片刻，忽而变得十分严肃：“有时候人做什么事情，不一定是为了有用；为了有用去做的事，也可能会变得无用；有用和无用，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

我不懂装懂地点点头，全然不知这番话背后的崎岖心路。当我明白外婆所指的有用是英语，无用是俄语的时候，我年纪已经很大了，大到英语也没什么用了。

在我三年级的时候，我妈不知道是被教培机构骗去听了什么讲座，还是误入了网上的鸡娃论坛，忽然为我的小升初忧心起来。她拉着我去少年宫报了一堆的兴趣班，由于寒暑假时她和爸爸要工作，于是陪我去上课的重担便只能落在外婆身上。

在众多兴趣班中，我最讨厌的便是书法，可每次陪我去上书法课时，外婆却是最兴奋的。和舞蹈、武术这类体育运动不一样，书法是家长参与感最强的一门课，这不仅因为书法平心静气的功效更接近成人的喜好，还在于书法所用墨水于小孩手中实在是很危险的武器，单靠老师是管不过来的。

幸亏我开蒙晚，早已过了极具破坏力的年纪，所以外婆在监督我写字时才得以全心偷师。陪我上过两堂课以后，外婆去福州路另买来一支毛笔，蘸着我的墨，铺着我的纸，和我做起同学来。很快她的字便超越了我，对书法的热情也百倍于我。临近开学前的一周，我因为来不及补暑假作业便向老师请假，哪知外婆竟独自一人去找老师上课。从那以后，我竟不知道是外婆陪我练书法，还是我陪外婆练书法。一直到现在，我放弃书法十年有余，外婆还和少年宫的老师保持着联系，不时交流一二。

长大后再看，外婆会醉心于书法是必然的结果。和做丝网花一样，书法也是一门在枯燥中体悟雅趣，在细碎中整合完美的艺术。习字初期，望着宣纸上歪七扭八的笔画，再看看自己被墨水染黑的指甲，我难免懊丧。这些脏兮兮的痕迹印下我稚拙的愚蠢，对于一个初临人世的小朋友来说，直面自己的愚蠢是很残忍的。可是外婆比我坚韧，那些写满废字的旧宣纸，就好像铁丝在外婆指节上种下的老茧，她比谁都相信，这片黯淡的废墟上终有一日会开出不败的花。

正是这种心气让外婆成为一个天生的学者。她在学习时总是心无旁骛，如同训练有素的战士般气定神闲，她不害怕挫败，又或者她的眼中根本没有挫败，一切考验终将化作弹夹里的子弹，成为她战胜时间的武器。

时间衰败了她的躯体。癌症先是收回她的子宫，放疗又搅烂她的肠胃，一次意外的摔倒让她的髋关节破碎，不得不换上冰冷的金属。如今她已老得眼不能看，腿不能行，她再也不能做丝网花、写毛笔字，或是到处旅游了，可是每逢晴天，她都必须让舅舅推着她去小区的花园里吹口琴。

每当《喀秋莎》的旋律从外婆的琴里流出来，我好像也随着这琴声回到了六十年前的那个腊八，回到外公和外婆初相识的那个夜晚。北风扬起她的辫子，大雪点亮她的眼睛，辽阔的荒原上，外婆歌声悠扬，真正是一头无所畏惧的孤狼。

那时，她的人生刚刚开始。